sspgift156.gif (20400 個位元組)論述春秋 0502
  我請所有論述系列的讀者們,切勿把其中稍嫌激烈的批判,認為是一種定論。在人生的思潮裡泛呀泛著,它僅是浮起的一座島嶼.........。



 文壇盛事憶往


「現代詩」40週年座談
〈上〉


時間:1993年8月29日
地點:台北市誠品震旦大樓會議廳
題目:現代主義:國際與本土──現代詩運的回顧與前瞻
主持:楊澤
座談:商禽、瘂弦、白萩、向明、陳黎、廖咸浩、譚石
整理:胡惠禎


楊澤:
  今天《現代詩》四十週年慶,詩壇老、中、青各輩詩人都到了,場面隆重而盛大。今天要討論的題目也很大,希望台上台下不分,大家一起討論。
  我們講「現代詩」並不是狹隘的現代詩社或現代派,可以從這四十年來現代主義在台灣的情形以及未來的問題來討論,先請前輩詩人為我們作歷史的回顧。


  柔性團體的剛性主張

商禽:
  我是在軍中當兵的時候,為了偷懶,記日記像短詩般的寫。軍隊中反共抗俄的題材,我不願意寫,剛開始看到《現代詩》裡面也有反共的言論,我很猶疑:這豈不是現代詩穿著反共的衣服,那我還寫什麼呢?漸漸地我發現紀弦很狡黠,《現代詩》裡只是提到反共等等的名詞,仔細看,裡面的詩都不是這麼回事,與我想要嘗試寫的詩很接近。我開始投稿給《現代詩》,並且很高興我想寫的東西有地方發表。現代派出現之後,我的寫作方向和步調也有很大的改變。我一直是想辦法反對自己,從自己逃出去,這也不容易逃,有時得耍點小手法,譬如換用不同的筆名。
  林亨泰在「《現代詩》與現代主義」演講中提到一九五六年現代派成立時所發表的六大信條,我認為那些並非紀弦真正想說的,但總的說就是要現代化,承認現化詩是受了橫的移植的影響。我自己就是從書、雜誌、大陸上的詩刊看到超現實主義詩作、詩論。大陸約在四○年代戴望舒等人已經翻譯了許多西方超現實主義、未來主義的詩;《創世紀》在十一期之後有以馮蝶衣為筆名的審譯詩,就是戴望舒的譯作。
  較諸於西方的文學傳統,中國詩很早就找到詩的原點──所謂的象徵主義,以精悍短小來集中表現詩情。紀弦在詩論中也一再宣述文學的欽程是從過去的文史不分漸漸分化獨立門類,過去文、史、戲曲……,甚至醫藥、工技種種都以韻文表達;紀弦在〈工具論〉中表示,從前韻文就是詩,現在我們拋棄了韻文這種工具,因為如果韻文就是詩那是不準確的,論醫病的《湯頭歌訣》雖是韻文,但不是詩;我們要找到純粹的詩,必須拋去外貌的形式工具──韻文,使用散文。
  這個,我實踐了,使用散文作為我寫作的工具,而且在排列形式上也是散文式;其實,今天大多數的詩作都已是拋掉韻文而以散文形式寫作了。

瘂弦:
  早年看到的馮蝶衣譯詩,是我整理戴望舒的翻譯作品用了這個名字來發表,因為那時候大陸的作家要在台灣發表作品是很危險的。超現實主義的詩,像聶魯達、阿拉貢、希伯維爾的詩,戴望舒很早就翻譯了,約是《現代》和《新月》月刊的時代。台灣由於地緣和日治的關係,受日本新文學運動的影響比大陸早,接受新的東西也很快速;大陸上對現代主義作品的引介,也不限於象徵詩,這以後的流派作品都有大量翻譯,最近出了一本戴望舒的譯詩選,裡面都整理發表了。戴望舒在翻譯上的成就,我認為跟他的創作平衡,甚至超過他的創作;他是一個很好的翻譯家,當年我們都受到他的影響。
  關於紀弦發起成立現代派,照他自己說,用這「派」字是要給人一種排他性,具有高度社團意識。那時候紀弦正當盛年,又是個頗富浪漫精神的人,面對舊詩、國粹派等許多反對的力量,所以才用個「派」字以示氣勢,並且發表了形同宣言的六大信條;其實,這些信條也不具什麼約束力,大家也沒當真去實踐。他這麼做,基本是出於對應保守勢力的心情,而不是要對立於其它新詩派別,自立一個門派。因此,現代派也是個柔性團體,社員出出進進,和其它幾個新詩派的關係可以說像三個大院子,孩子們在裡頭跑來跑去,不分彼此;觀念流通得快,相互間的影響也快,《現代詩》、《藍星》和《創世詩》發表。
  一個詩刊,柔性是比較好的,太剛性的詩刊不易吸收外來的營養,在藝術思想上如果沒有新的杳西來相激相盪,而一直是那一撮人像一桶水似的倒來倒去,是不會有什麼大發展的。另外,詩刊的領導人也不能像《水滸傳》宋江那樣的老大性格;當年我們叫紀弦「老朋友」,他不是一副做大家長的樣子,反而有點瘋瘋癲癲的;林泠年紀最小,我們叫她「小朋友」;覃子豪先生,我們給取個名號叫「老猴」;都是非常親熱的,這樣的往來關係反而使大家有充分的了解和影響。我自己的「亞弦」其實是高中就有的名字,因為從前拉二胡,喜歡那啞啞的聲音。後來人家說,你是不是崇拜紀弦,才取這樣的名字?我也欣然接受。
  就像三十年代三個主要的詩團體「創造社」、「新月」、「文學激進會」。梁實秋先生在世時,人家問他:「新月」是不是一個派?梁先生說:「新月」不是派。又問他:「新月」是不是詩社?梁先生說:「新月」也不是詩社。再問他:不是派也不是詩社,那「新月」是什麼呢?梁先生說:「新月」啊,「新月」就是每個禮拜六下午,我們在北海公園吃瓜子喝茶的那一票人。
  梁先生就是這樣的態度,像《新月》這種柔性的詩刊,影響力反而更大。
  再說到紀弦在現代派信條中提出反共,一方面這是我們有過的生活經驗,我們都受到過戰爭的摧殘,反共的題材表現在詩作中並沒有錯;另外,紀弦本身的一個心理因素是,以往在上海他跟周作人過從甚密,有人就因此給他扣帽子;那年代在台灣這種情形是令人很緊張的,所以紀弦在信條中寫上反共,是一種保護色,而且當時民間的集會結社並不是很自由,提出反共的姿態可以擋掉一些事情,倒不是要通過詩來提倡反共文學。


  內部論爭與對外論戰

白萩:
    要說台灣現代詩的歷史回顧,我就從我自己怎麼開始接觸詩來做回響。
  大概在民國四十二年,我有位寫詩的同學告訴我說:公論報有一版藍星詩頁,你看過沒?我說:沒有。他說:圖書館有,我們去看。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台灣的新詩,媒體是公論報上的藍星週刊。於是我也寫了幾首詩投稿,被刊登了,就這樣我的詩作由藍星出發,持續了半年,之後,也投稿到《現代詩》。
  我跟同年代的人都同樣感覺到,這兩個詩社事實上是互通的,詩人間來來往往,沒有什麼集團性。覃子豪和紀弦兩人個性雖不一樣,他們對詩的一些主張卻都差不多。我們寫詩純粹是出於對詩的愛好,在詩藝上追求新,也不過是年輕人喜歡時髦的心理。那時候大陸三○年代的作品、及日文圖書都被禁止,這兩條管道原是我們文學素養的主要來源,也是生息在台灣的人最容易接觸的語文;被截斷了之後,所能觸碰的是留存下來、屬於日本戰前時期的資訊,像《詩與詩論》那一段時期的超現實作品,中文方面就是戴望舒翻譯的早期現代派作品。
  不過,在中美協防條約下成立的「美新處」,卻為台灣開闢一條透過英語接觸國際訊息的管道,台灣走上英文的資訊時代;我們從美新處吸收到西方的藝術思潮,這是促成現代派得以繼續推展下去的原因。
  除了《現代詩》、《藍星》,我後來也在《創世紀》上寫詩,這可以見得當年這些詩刊都是很軟性的,並沒有什麼強烈的派別意識或主張,大家只是要寫新詩而已。最大的外來壓力是舊詩,舊詩的勢力很強,還有以中央日報為基地的余光中那一類的豆腐干形式的詩,是與我們相對峙的兩個主要力量。
  《現代詩》在民國四十五年成立現代派之前也是有一段醞釀期的。約是四十三到四十四年之間,我和鄭愁予、林泠、黃荷生等人常常集結在葉泥家裡,我們叫他大尉;每個禮拜找一天耗在他家喝酒、聊天、討論詩,也近乎當年「新月」的那一票人。我想,也是因為集結了這些愛詩的人,紀弦才能登高一呼而成立了現代派。

向明:
    引以為憾的是,當年紀弦邀我參加現代派時,我沒有回應;那時可以說一夜之間所有的朋友都跑到現代派去了。有人以為我是覃子豪的學生,是覃先生不讓我參加現代派的,這真是冤枉,覃先生怎麼會講這種話,他的許多學生都加入現代派了,何必留下我不讓參加呢?這是我要回顧的一個事實。
  當年覃子豪跟紀弦確有許多見諸文字的不同主張,但他們的爭議並不在於支持或反對現代派,他們之間存在的疑問是:如果詩的營養完全靠外來的話,那麼我們自己的根在那裡?此外,見諸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現代主義在西方工業發達的國度中消長迅變,而台灣當時還沒有進入工業社會,要提倡現代主義,會有什麼後果?
  當年在保守勢力攻擊現代詩的時候,《藍星》連連出面應戰。第一次論戰是民國四十八年六月,《自由青年》上蘇雪林先生為文指稱:大陸淪陷以後,象徵詩的幽靈渡海來到台灣,成了無數的徒子徒孫,仍然大行其道。這所指何人,我們當然都很清楚,但是紀弦閃爍其辭,只回應幾句話,接棒反擊的都是藍星詩社,直到蘇先生掛出免戰牌;這是第一場論戰。在蘇、覃論戰之後,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又開啟了第二場論戰。當時中央副刊方塊作家言曦先生連續發表〈新詩閒話〉四篇,他為文的動機是為蘇雪林接到恐嚇信,指台灣詩壇為象徵派的枷鎖。閒話一出,保守派文壇、詩壇起而響應攻擊現代詩。
  二度接戰的仍是藍星詩社的人。最後,由於一位年輕詩人張明仁在《自由青年》發表兩篇論詩之文,指現代派是〈畫鬼者流〉,紀弦才出面在四十九年五月《藍星》十八期上寫了一篇〈說明我的立場〉,指這些攻擊者都是戴著傳統詩觀的有色眼鏡,不值一辯,並且認為這位年輕人挑撥離間,起不了作用,因為《藍星》、《現代詩》和《創世紀》三個詩社己團結如斯巴達的方陣。這之後,《創世紀》的白萩出文呼應,而結束了這一場論戰。據說,言曦到這時才發現現代詩的陣容非常堅強,不是他們可以擊潰的。
  從《藍星》兩度接應論戰的表現,可以看出《藍星》並沒有反對現代派,不過是對某些觀點有它自己的看法,這些都有文字可以見證。

瘂弦:
  我想覃、紀兩位老哥兒們當年曾經有過情緒性的紅了臉,他們歲數相當,都是留學日本,對詩的看法相去不遠,也都對法國詩有興趣,當時鍾鼎文先生也在台灣,他們三位可謂來台三老,彼此都有些疙瘩,但基本看法沒多大不同。
  紀弦當時提出橫的移植的主張,這是革命時期,特別是要現代詩走向世界的一種強調性的說法,倒不是要把中國詩的傳統通通革掉。就像中山先生革命,倡言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最後不是五族共和了?又如白話文運動之初,極端的說要打倒孔家店,甚至廢除漢字。這些主要是為了革命而顧及到必然的反彈力量,因此提出強烈的主張。
  覃先生就是為此與紀弦衝突、生情緒,他認為新詩不但要橫的移值,也要縱的繼承。這有點。《詩經》邶風的味道: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其實,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紀弦不但不反對而且繼承了很多,他的舊學根柢厚,作品也很有古典文學的氣味,要說完全切斷歷史傳統,他絕非此意。

楊澤:
  感謝前輩詩人所作的歷史回顧,讓我們感受到現代派發軔初期幾個詩社之間既有柔性交融的一面,也有爭論上的不愉快。從台灣現代詩運的角度來看,現代派是廣義的,是相對於當時舊詩的保守勢力與政治壓力而言的,所以《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等都是現代派。這個「派」字翻成英文是school,是有著前衛性,甚至有點異端崇拜的味道,接近於cult這個字。
  其次,現代派可以說是廣義的現代主義。除歐、美第一世界之外,在第二、第三世界亦各有其現代派,韓國有韓國的現代派,日本有日本的現代派,希臘有希臘的現代派。台灣現代運動自一九五六到現在,已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了。今天或許我們可以從頭檢視、反省,譬如在文化上的謬差:當年尚沒有達到現代化的社會,卻有現代主義;一如今天我們並非身處後現代社會,大家卻都在講後現代。
  要說歐美現代運動,我們最耳熟能詳的是T.S.Eliot,從艾略特到從來的告白詩派,這其間有很多轉折,譬如告白詩派對前行代詩人的反動等等,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世代之間的差異、交替。在台灣,我想我們戰後的一代基本上還是延續著從一九五六年以來的現代派語彙。如果我們今天要對台灣現代詩運作一點的前瞻性的討論,似乎有必要對此情況提出反省。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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