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書寫身體到身體書寫
Through writes the body write up the body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新生代女作家創作漫論【1】
冉小平
2003/1/13
初稿於北京
按：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學者
在中國文學史上，女性書寫作為一種創作形態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實現的。乘著"五四"新文化的個性解放狂飆，一批率先覺醒的文學女性與先進的男性一道向封建世界叫板，發出了急迫的吶喊。在同一的啓蒙與救亡的歷史使命中與男性文學比肩偕行，並努力尋找屬於女性的視角、敘事方式和女性話語，從而標示著中國現代文學的"女性書寫"。整個二十世紀，女性作家們都艱難地履行著這一使命。如所周知，現代文學的社會使命的過於重大，頻繁經歷著現代革命行程的轉換折疊，左翼文學、抗戰文學、社會主義文學乃至階級鬥爭文學等，消解著文學中的個性運作，"女性書寫"也面臨著艱難之途。曾幾何時，女性書寫僅等同于"優美"、"細膩"、"清新"、"俊逸"等"女性風格"。是新時期女性文學的再次崛起並力續"五四"宣示自我、張揚個性的"人學"傳統，"女性書寫"獲得了真正的內涵。到九十年代，"女性書寫"達到了二十世紀的新階段，而這裏面，"新生代"作家功不可沒。然而，"新生代"作家的突破又留給我們新的似曾相似的困惑。
【一】
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女性書寫"是中國新文學的重要使命之一。建立真正的女性話語，表達女性的內在訴求，突現女性的個體生存經驗、情感經驗和生命經驗，是異常艱巨的任務，它要在龐大的文化框架中進行，要借重文化革命的成果，以文化的突破為前提。在二十世紀的近百年間,中國女性文化受到現代西方女權思想與女性主義思潮三次大的衝擊和洗禮，"女性書寫"由此獲得生長空間。二十世紀初的"五四"文化革命是第一次,它使中國先進女性從封建家長制束縛下解放出來，實現婚姻自主，從而使自己有可能參與社會分工，確立了女性與男性一樣的社會地位；第二次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文藝復興"，它使中國女性從性朦朧中蘇醒，從停滯在男女都一樣，以像男性[說男性話、做男性工、穿男性衣]為標誌的平等中，開始性別的覺醒，針對有史以來的，於今仍存在的兩性間的不平等狀態，真正關注性別的歷史狀況，審視其文化形式，爭取其性別權益；而九十年代以來，配合西方女性主義與女性批評，掀起了女性解放的"第三次浪潮", "它在解構與顛覆中求發展,強調個人性、抨擊男性中心的精神理性和邏輯"。①性別鮮明而理直氣壯地"書寫身體"，表示女性的卓然獨立。從社會的人到性別的人到充分正視女性身體的人，演繹了二十世紀女性解放的行程，也標誌著女性解放的縱深進程。"女性書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現。
"女性書寫"的先鋒者徐坤在《雙調夜行船》中對九十年代出現的第三次婦女解放作了總結性描述："第三次解放，即是90年代女性對自己身體的解放……正視並以新奇的目光重新發現和鑒賞自己身體，重新找回女性丟失和被湮滅的自我。"②這是別有意味的。不用說在中國男性文化統治的漫長的歷史中，女性書寫成為不可能，即便在女性解放的文化中，"女性書寫"也只能漸進地發展，90年代前的女性文學是無法理直氣壯關注身體的。女性解放的形式與口號下面，依然是強勢的男性文化空間，女性被稱作"第二性"，女性在文學中基本上屬於道具，屬於被男性把玩的物件。尤其可悲的，文化的巨大籠攝性使女性作家也習慣于按照男性的要求體驗和塑造自己。雖然女性書寫的印記也相當鮮明地烙印在作品中，但主要限於"婉約"或"細膩"等文體特徵，而內容及敍述策略並不出男性書寫格套，只是從"人"的立場上表達與男性近似的對於社會歷史以及文化的看法，性別意識相當含糊。"五四"時期丁玲、廬隱等女作家的創作標誌女性書寫的新生，其作品標誌女性意識的覺醒，但並沒有也顧不上似乎更不敢正視女性的身體，女性意識被社會人生的宏大敘事全部包容和強化。八十年代初的女性文學，如張潔、張辛欣等雖有鮮明的女性主義傾向，但依然受制於男性書寫框范，直到王安憶"三戀"、《崗上的世紀》和鐵凝的"兩垛"、《玫瑰門》等才開始能夠和男性一樣塑造一個完整的自我，敢於關心起包括身體在內的女性自我來。
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作家便從專注女性身體感覺入手，形成了"女性心理體驗小說"，使女性主義的文學發展步入一個新的階段，徐坤、陳染、林白、海男、徐小斌、衛慧、綿綿、周潔茹等一反男性文學重在開拓外部世界的趨向，強化內視，興奮點集中於女性獨異的身心感覺，純粹地表現性愛，將傳統的附加其上的社會的道德的內涵剝離開來，蒸盈出濃烈的"私人化"、"自敘傳"的主觀體驗色彩，形成了"個人化"的"女性書寫"模式，使"女性書寫"獲得了本體內涵。
回顧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的行程，不難看到創作模式建構的艱難，"五四"以來的女性作家們奮筆疾書書寫內心感受，然而很明顯的，書寫內心感受總以與男性思想看齊爲目標，因而，女性書寫並沒儘量體現女性特色，"個人化"依然是女性文學的理想目標。究其原因，主要是社會使命的重負掩蓋、替代或消解了對自身關注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到社會深入發展，女性可以充分關注自我的時代才可能實現全意義的女性書寫，九十年代新生代女作家在女性文學方面顛覆附加使命，回復女性自身審視也成為必然。反過來說，不論書寫身體對於我們期待的女性文學來，有多麼的不足甚至失誤，對於中國女性文學而言，都是有革命性意義的。
當然，新生代女作家們的關注自身並非完全理性自覺地革新女性文學，而是特殊時代的出身與經歷所導致的創作態度自然的遇合，因而，其意義不可忽視，同時亦需從更高的理性層面冷靜審視。
新生代男作家邱華棟有段表白可做新生代女作家的注腳："對於我及像我一樣出生於'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的一代人來說，我們沒有太多的歷史記憶。我們受教育於八十年代，這時候中國改革開放程度日趨廣大，社會處於相對快速的整體轉型，進入到一個商業化的社會，經濟已成為社會發展的目標和動力，一切圍繞著以經濟建設爲中心進行著，而我和我的同代人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經濟化的社會中，沒有多少'文革'記憶的我們，當然也就迅速沈入到當下的生活狀態中。"③"迅速沈入到當下的生活狀態"使他們掙脫了社會重負也躲避了歷史陰影同時也已是絕對以自我為中心，這就決定了他們創作的無使命感，可專意自我的姿態。對於前輩的價值觀念、人生取向、生存形式與生活方式，以及寫作方式，她們大多採取否定與拒絕接受的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玉成了他們的對傳統女性文學附著於無性別社會使命文學的有效反叛，使她們有可能在作為"女性書寫"的性別意識的根本上超過先行者們。她們肆無忌憚書寫只屬於女性的包括性體驗在內的生存體驗、生命體驗和個體欲望，使"女性書寫"濃墨重彩進入中國新文學。
當然，如果僅認爲新生代的"個人化""女性書寫"只是對滯重的社會使命文學的意外背離還是不夠的，還應該看到，新生代女作家無拘無束享受到性別意識的資源，無疑是重要因素。西方洶湧的女性主義浪潮、世界第五次婦女大會在中國召開以及長期以來女性文學進展的成果，都給她們無限的營養。對於缺少傳統意義女性文學意識來說，這些新因素自然會成為她們創作模式建構的有效資源，如同一張白紙，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自然，市場經濟的全方位現實也趁虛而入，落墨成字，異常鮮明，增添了"個人化"女性書寫的全色彩。使文學的文化意義得到了張揚，同時，又明顯選擇了消解時代昂揚精神的一面。在女性作家們營造的一間間心靈之屋裏，厭惡傳統的"家"，拒絕權利與社會，自我至上，身體欲望流溢，遍地夢境、想象、回憶與感覺，完全個人化。
尤其是集中體現女性身體體驗的性更是以完全敞開的形式言說，性就是性，性本身就是話語，並洋溢著女性的自適。讓女主人公或脫得一絲不挂，對鏡顧影自憐；或在性的焦渴中自慰，也不委身于世俗男人，自戀與同性戀得到前所未有的正面渲染。如在林白的女性書寫中，字裏行間總流露著取悅自己的自戀情結。把自己的作品當作自己的鏡象世界來建構，鏡象的自戀是排除了他者眼光（男性欲望的眼光）的自我欣賞。她的《回廊之椅》虛化男性形象，著重寫了朱涼與七葉的故事。這兩個女人間的相互認同，神秘而誘人想象。從身體上宣告了不依賴于男性的自立與自信。《瓶中之水》則表達"我"在隔著茶色玻璃門看到二帕時，"看到的也許正是自己"，"我"是"隔著茶色玻璃"在觀照二帕與意萍的故事。對自己身體的歎服化為對男性的極端蔑視和對整個女性的愛戀和崇拜。千百年的女性自立之夢，在這種"個人化"的書寫世界中輕易得到了實現，強大的男權文化在女性的自我身體摩挲中灰飛湮滅。她們的個人化寫作方式與取材，切中了傳統文化的積弊，又擺脫了傳統的群體民生，意識形態化的創作模式，使文學真正成為一種具獨特個性的個體色彩創作。他們以寫實為基調的創作方法描寫當下生活，十分真切地展示了年輕一代在當代社會中的生活與心態，也是一種不容忽視的成功。似乎可以說，女性書寫已衝破最後一道防線，開啓了女性文學的新的局面。由此，新生代寫作給文壇帶來的影響遠不止普泛意義上的個性寫作這個層面。客觀上，這種個人化的敘述也構成了文學審視的一個獨特視角，儘管有很大局限。戴錦華就認為九十年代作家的個人化寫作的意義有從個人的觀點、角度切入歷史和自傳意義兩個層面,對其文化意義與美學意義作了某種肯定。④徐岱在對《大浴女》、《欲望旅程》、《欲望手槍》、《像衛慧那樣瘋狂》、《你疼嗎》、《我們幹點什麼吧》等作品的質疑中，同時認為，這些作品也從一個角度傳達了對生活的感受和關心，"能看到她們努力在張揚個性的姿勢和不甘沈淪與貧庸的心願……"可以"觸動著你的思考"，"是文學多元化的體現"⑤。其實女性作家們也有某種自覺，陳染將自己的長篇小說題名為《私人生活》，卻同樣申明："我是'個人主義者'……我認為一個人能夠經常的勇敢地站出來對這個世界說'不'是一種強烈責任心的表現。"從個人的感覺出發，同樣是對這個世界的一種對待和回應。因此，"個人言說"的個人化寫作在某種程度上也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當然是寓藏在"個人言說"中的。
應該說，個人化是通向時代精神的前提，作家首先只有帶著個人的虔誠進入此時此地的生活，並尊重其所感所思所悟，才可能發現與通向真正的時代精神-一種來自生活深處，結結實實充滿人性氣的時代精神，當個人面對真實的世界和真實內心並承擔真實表達的責任，才有真實的寫作可言。新生代女作家們選擇從身體的獨立開始，即女性解放的"內部語言"書寫，規避了往往難以擺脫的概念化創作模式，這是個人化寫作的基本意義，也是女性書寫跨越男性話語模式進入身體書寫的積極意義。
注釋：
①李銀河：《女性權力的崛起》序論
②徐坤：《雙調夜行船》，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版，17頁。
③邱華棟：《城市的面具自序》，敦煌出版社199年12月版。
④參見戴錦華《猶在鏡中》，知識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4頁。
⑤徐岱:《另類敍事：論新生代三家》，南方文壇2002年第5期。
〈未完待續〉
|
論述春秋
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