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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精神分析學 與中國“五四”時期 性愛文學批評 二十世紀中國性愛文學與理論批評研究(一) 毛正天
內容提要: 精神分析學以高揚人性的思想衝力,沖啟了中國文學無性少愛的突破口,實現了中國性愛文學和理論批評的新生,奠基了性愛文學批評新質,拓展了文學批評的理論空間。
【承上期】
整個“五四”時期的性愛文學理論批評與精神分析學的聯繫是一種激情遇合。一般意義上,精神分析學以性愛為核心,與以性愛為題材的文學發生聯繫是自然的,但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卻有特殊含義。精神分析學以對人性高揚的精神刺激啟發“存天理,滅人欲”的中國文化,刺激啟發作為“人學”的而又久違人之性愛的文學,兩相遇合,有了強烈的粘合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在二十世紀初的遇合更是一種必然。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一種新的文學態勢,尤其是一種蛻變式的革新必然依賴著一種具有強大衝力的思想啟動。精神分析學作為一種科學或思潮,其內容是豐富的,多層次的,但從根本的總傾向而言,是對人性的呼喚與籲求,這是最能從根本上觸動和衝擊傳統中國性愛文學的思想。“五四”中國性愛文學最早以追求人性解放、性愛自由的激情主義為特質,將性欲及其被壓抑作為文學的生成之源,其範圍覆蓋了狹義的性愛文學和廣義的文學性質,體現出強烈的作家勇氣和文學銳氣。性愛文學理論批評也就在這個意義上,既關注文學創作實踐,也急於從理論角度“拿來”,進行理論批評自身建構,充分體現出開創初期的特徵。因此,性愛文學理論批評從一開始就具有與傳統決裂,認同西學,為性愛鼓呼的思想衝力,構成了對文化的批判與重構,使之超出了性愛文學批評本身,而成了整個“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元素。這是“五四”時期性愛文學與理論批評的不朽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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