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精神分析學
與中國“五四”時期
性愛文學批評
二十世紀中國性愛文學與理論批評研究（一）
毛正天
內容提要： 精神分析學以高揚人性的思想衝力，沖啟了中國文學無性少愛的突破口，實現了中國性愛文學和理論批評的新生，奠基了性愛文學批評新質，拓展了文學批評的理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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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析學
性愛文學批評 影響
作者簡介：
毛正天，男，1955年生，文學博士,湖北民族學院文學院
教授
在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中，性愛題材是一個審視不夠而又十分醒目的一部分，就其上半葉來說，性愛文學完成了從古代到現代一個類型文學的新生與成熟，重構了主流文學，完成了作為新文化運動充滿活力的先鋒部隊的使命。其理論批評無疑起了很大作用。而無論性愛文學創作還是其理論批評都一無例外得益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精神分析學啟發與促進其誕生並直接塑造了它們的品質。
（一）
性愛文學理論批評植根于性愛文學創作，當中國歷史翻開20世紀篇章的時候，性愛題材還在文學創作中缺席。中國古代封建禮教、理學將性倫理化、政治化，虛偽矯情。從儒學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非禮”觀到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消失了光明磊落的性，只剩下陰暗萎縮的欲，在性愛面前，更是鮮有真君子，多為假道學。尤其是清代的全面精神禁欲，將宋明以來的對性愛行為禁錮，發展為性的禁欲，全面建立起精神禁欲系統，文學中幾無性描寫，偶有涉及，也是持討伐和貶斥的態度，繼而便是大規模禁毀性愛小說，性愛在主流文學中從此遁跡。性，成了禁錮人的枷鎖，性學成了“殺龍之技”。由此可見，性愛題材之進入文學，有待於性愛意識的覺醒，性愛觀念的健生。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正是以性為核心的人的認識的一場革命。中國現代性愛文學就是在此基礎上得到新生，成為一個新的文學範型。性愛文學的理論批評的發生無疑與性愛題材的文學創作和現代文藝學特別是文藝心理學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精神分析學也就成了它的影響之源。
有意思的是，弗洛伊德創立精神分析學的意義也不是止於醫學臨床運用，而是從它廣涉人文社會學科彰顯出來的。就文學理論批評而言，這也是弗洛伊德樂於指涉與實踐的領域，他不是文學理論家，但作為“人學”的文學宿命地與他的理論聯繫在一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賦予文學以許多嶄新的觀念，弗洛伊德本人也進行了積極的實踐。以他從文藝家的童年經驗、俄狄浦斯情結、各種無意識動機來理解創作過程，尋找象徵本體的精神分析視角，去分析和闡釋他將索福克勒斯、達·芬奇、米開朗基羅、莎士比亞、陀斯妥也夫斯基等藝術家及其藝術創作置於精神分析學視野下，蹊徑獨辟，新意疊出，昭示出精神分析批評的無限活力。勒昂.艾德爾（Leon
Edel）在《20世紀世界文學全書.心理學與文學》中從批評本身、文學中創造過程的研究和傳記寫作三個領域肯定了他的重要貢獻。和傳統的文學批評相較，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評學富有革命性的意義是以人的深層心理為核心，將傳統的一維心理層面創構為意識--前意識----潛意識（又稱無意識）立體結構。認為，作家、畫家、音樂家、詩人、雕塑家等藝術家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心理活動可以在意識、前意識和潛意識三個層面進行，只要作者在這三個層面中自由翱翔，就有利於作品的浪漫性和深刻性。在深層心理，由性壓抑蓄聚的無意識異常重要，浩如大海，無邊無際，煙波迷蒙，不可把捉。但常反仆為主，主宰心理過程。因而，廣義的與狹義的性的衝動，是人類心智最高的文化藝術和社會成就的根本動力。這種嶄新的見解對於認識探尋文藝創作尤其是性愛題材創作和閱讀過程中的無意識動機和動力，本文結構的多義性、多層次性，本文與作家心理、歷時經驗的聯繫，從而深化對作家、本文、讀者以及創作過程的深化認識，意義獨到，不可替代。
正是精神分析學與文學的這種天然契合關係，弗洛伊德理論對西方文藝尤其是西方現代派文學產生了“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成功影響。效仿者踴躍，成一時之景觀。儘管在運用上還有“將文學材料用於精神分析學，而不是將精神分析學的眼光和方法用於文學上的需要。”(勒昂.艾德爾：《心理學與文學》，《二十世紀世界文學百科全書》紐約1971年版)的缺點，精神分析學與文學的內在默契卻是十分昭然。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對中國現代性愛文學理論批評的影響及後者對前者的接受都與艾德爾所批評的情形有相同的地方，弗洛伊德主義主要是作為一些分散的思想、觀點而不是體系被人們所接受的，但它的效果仍令人矚目，直接影響現代文藝心理學的建構，塑造了心理分析性的現代性愛文學理論批評的特質。
現代意義上的文藝心理學與現代文學理論產生同步，都產生於20世紀初，以王國維肇始。他在德國生命哲學與心理學理論的啟發下提出文學藝術產生於對人生痛苦與厭倦解脫的“解脫”說和“出入”說，創立了現代文藝心理學。把文藝心理學和現代文藝學帶上了與西方先進理論相結合的道路。
性愛文學理論批評作?整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前已開始顯露出現代因素，或者說開始正面關注性愛，如仲密發表過《中國小說裏的男女問題》（《每周評論》第7號）等，也還偶爾可見談性與美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借精神分析學的思想衝力而啟動而獲得現代性的，得自於世界上最前衛的“人學”理論與徹底清算中國舊文化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激情遇合。無論性愛文學題材文學創作還是其理論批評概莫能外。“五四”兩年後，茅盾感歎情愛小說猛增，占了絕大多數，其理論批評也獲得了千載難逢的機遇，獲得了嶄新的理論之源。其接受有兩個維度。一是從精神分析學的元心理學部分經與性愛心理的對號印證，再定型于性愛文學理論批評。精神分析學所揭示的人格結構、意識層次和夢、性心理對中國現代性愛文學來說都是新鮮的，它們都作為特殊的營養化入了現代性愛文學理論批評中。較早的張東蓀、張競生、高覺敷、章土釗及潘光旦等，主要是從元心理學方面積極譯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同時也運用心理學話語體系，發表性愛文學見解。如潘光旦的《馮小青考》幾乎用馮小青的個例演繹了精神分析學的新鮮見解。張競生是一道特殊的風景。這位被稱為“性博士”的性心理學專家留法回國，在北大任教，竭力宣傳融會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思想的獨特的性愛理論，“製造”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大事件”：𤩐一是在《晨報副刊》（1923年4月29日）發表《愛情的定則與陳女士事的研究》；二是編輯出版了《性史》，不僅提出了“第三種水”的性理論，還採錄了不少現實個例，引起了軒然大波，被傳統勢力目?“三大文妖”之一。由於心理學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直接聯結關係，精神分析學的精彩理論沒有遭到轉譯過程中的資訊流失，給現代性愛文學理論批評提供了生動的理論資源。
另一個維度是直接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文藝美學中借鑒、啟發而融構的性愛文學理論與批評。在心理學家們艱苦的精神分析學原理論譯介後，這是一種主要方式。
朱光潛是最早一批的實踐者，1921年，《東方雜誌》發表他的《福魯德的隱意識與心理分析》(18卷14號)，最早涉及弗洛伊德的文藝美學思想，高度讚揚“福魯德的學說，一方面創造了心理分析一個獨立科學，使神經病治療學和變態心理學受莫大貢獻；一方面放些光彩到文藝、宗教、教育、倫理上去。”文章認為，弗洛伊德的基本觀點是從“隱意識”(即無意識)方面考察文藝，“詩歌小說常想入非非，都是隱意識的流露”。但是在創作過程中，作者的隱意識通過‘陶淑作用(Sublimation)
’(即昇華作用)已經從有害轉化為有益。”本文沒有直接談性愛，但已經將“隱意識”明確指出來，而“隱意識”在弗洛伊德的體系裏，則正是性本能的寓居之所和表現形態。一則是對王國維創立的現代文藝心理學的有力補充，另則，也隱含了性愛意識在其中。沿此展開，終於建構起他的文藝心理學包括性愛文學理論的大廈，成為一代宗師。
1922年12月，由仲雲所譯的日本文學博士松村武雄的長文《精神分析學與文藝》在《文學周報》開始連載(第57—71期)，這是見於20世紀中國最早的系統、明確闡述精神分析文藝美學思想的專論，雖是譯文，但譯者與出版者的認同作用卻是顯而易見的。文章正面揭示了“耶的卜司綜”(即俄狄浦斯情結)與文藝、兄妹綜錯與文藝、夢的研究與文藝的關係，分析了文藝中的各種性欲象徵等，資訊豐富，持論明確，對精神分析文藝美學思想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1923年，《東方雜誌》又發表了《析心學論略》(第20卷6號)，作者楊澄波相當全面地論及了弗洛伊德關於夢、精神病、說謊、機智等方面與文藝的關係，指出弗洛伊德文藝思想的核心是將藝術視?無意識欲望的替代性滿足，飽蓄性愛的無意識欲望實是文藝創作的動力，而中國古代“詩言志”和古希臘亞裏斯多德“瀉泄作用”(即渲泄作用)等學說正與此輾轉相通。這是當時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論文，其與性愛文學的聯繫亦如朱光潛文，主要是建構了對精神分析學的性意識的認同，故性愛文藝觀包容其中。
“五四”時期的郭沫若以開創新詩體制和實踐精神分析學與中國現代性愛文學的結合及建立性愛文學理論批評構成雙璧。創作已有另文討論，而理論批評集中表現在他的兩篇經典性的論文：《〈西廂記〉藝術上之批判與其作者之性格》（《西廂》上海新文藝書社1921年9月）和《批評與夢》（《創造》1923年第2卷第1期）。和他稍早的《生命底文學》不同，兩篇文章都直接借鑒精神分析理論解說文藝問題，把文本與創作心理聯繫起來分析，新鮮活潑，顯示了較高的學術自覺。
1924年，魯迅翻譯出版廚川百村的《苦悶的象徵》是一件大事，也是對中國現代性愛文學及理論批評發生了很大影響的一部作品。這部作品雖自成體系，但源自弗洛伊德和與其觀點相通的柏格森的理論，裏面充滿了“衝突”、“壓抑”、“苦悶”、“本能”等性心理術語，並揭示出這種衝突壓抑而生的苦悶便是文藝創作的動力。魯迅是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學家，主要“遵將令寫作”，但他不僅翻譯介紹精神分析文藝美學理論，在他本人的理論批評中還大量出現“靈感”、“靈魂”、“天才”、“情感節制”等文藝心理學概念，而且還創作過《補天》、《肥皂》、《弟兄》等精神分析色彩鮮明的性愛小說，並明確表示是借用弗洛伊德學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緣起”（《故事新編》序言），以及“描寫性的發動創造，以至衰亡”（《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既可以看出魯迅文藝理論批評的自覺性，也可看出精神分析學的強大影響力。與《苦悶的象徵》前後被評介的主要文章，還有仲雲譯的《文藝思潮論》（載《文學周報》笫102--120期）、《病的性欲與文藝》、《文藝與性欲》(載《小說月報》等16卷)等，自覺地借用精神分析學說來論述文藝問題。
早在1918年就強調人的“複雜高深”的“內面生活”，“神性”與“獸性”，“合起來”才是人性（《人的文學》《新青年》第5卷第5號）的周作人無疑是“五四”時期受精神分析學影響明顯，對精神分析學領悟較深，運用較熟練，對中國現代性愛文學與批評做出過奠基性貢獻的大家。他是從關注與研究性心理學，因被稱為中國的“性學家
”( SEXOLOYIST)?(?見周作人：《北溝沿通信》，《知堂文集》天馬書店1933年版。)邁進精神分析學領地並卓有成效地進行性愛文學批評的。他以大量涉獵的西方各種性問題的心理學著作為基礎，相當深刻地接受和領悟了弗洛伊德，他傾心弗洛伊德關於“人間的精神活動無不以‘廣義的’性欲?中心”(周作人：《沈淪》，《自己的園地》晨報社1923年版。)的看法，以此考察文藝與性欲的關係，形成了相當成熟的性愛文學觀。在他看來，“倘若因迫壓而致蘊積不發，便會變成病的性欲，即所謂色情狂了。這色情在藝術上的表現，本來也是由於迫壓，因為這些要求在現代文明─或好或壞─底下，常難得十分滿足的機會，所以非意識地噴發出來。”(周作人：《沈淪》)周作人不僅從性愛文學的意義上指出其發生機制，而且從更廣泛的定義上揭示了文學發生的內在原因。這與弗洛伊德將被壓抑的性欲視為藝術創作的動力，把藝術的本質視為這種性欲無意識的暴露的文藝美學思想一致。周作人的性愛文學批評實踐也是恒以此為標準的，在對汪靜之《蕙的風》、鬱達夫《沈淪》等性愛題材小說評析和?民歌正名的幾篇文章中表達了精彩的精神分析文藝觀。他依據弗洛伊德和藹裏斯的學說，和傳統叫板，?“情詩”鼓呼：“可以相信沒有不道德的嫌疑，不過這個道德是依照我的定義，倘若由傳統的權威看去，不特是有嫌疑，確定是不道德了。這舊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詩的精神”。猥褻的歌謠的起源和性質，也就是人們自由的愛欲動機不能實現時所採用的替代性滿足的“意”，與弗洛伊德所說的“白日夢”和幻想中的滿足表述一致。這種一針見血，肯定了文學反映“求自由的愛的動機”（《談龍集.猥褻的歌謠》）的自由與自然的實質，表徵了新的文學觀念，不僅及時肯定汪靜之的“放情歌唱”的“情詩”是“詩壇解放的一種呼聲”（《自己的園地.情詩》）和拯救當時遭受圍攻的鬱達夫的性愛小說《沈淪》等，使之從庸俗的批評中獲得健生，而且從理論上否定了“淫書之引起淫念”或“淫書之敗壞風化”(周作人：《古書可讀否的問題》，《談虎集》(上)第160頁，上海北新書局1928年版。)與“中國多數的讀書人幾乎都是色情狂”(周作人：《半春》，《周作人近作精選》第139頁。)的直接挂鉤，維護了文學的價值，廓寬了文學的表現領域。他的性愛文學理論與批評不僅透露了弗氏精神分析理論對他的影響，還使弗洛伊德的性欲與文學藝術密切聯繫的理論因他的文章顯得更加生動煽情。
“五四”時期，受精神分析學影響，推動中國現代性愛文學理論批評進程的還有趙景深、汪敬熙、汪靜之、俞平伯、壬秋等一批青年批評家。趙景深明確使用精神分析學的概念、術語和原理對相當多的新文學作家的性愛文學作品進行了批評，其中對魯迅《弟兄》的批評尤見新穎。他從張沛君的無意識心理、夢的症候等角度透析了他的自私與虛偽本質，進而形成了他對無意識性愛動機的批評模式及對人性複雜性和立體性的特殊敏感與有效把捉的方法論。汪敬熙在《新潮》連續發文評介“本能與無意識”和“心理學最近的趨勢”（見第2卷第4號、5號），對與性愛有關的精神分析理論進行了鼓吹，為性愛文學張本。而汪靜之在《詩歌原理》(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中，將藝術是“隱意識的發泄”作?內核，時不時見出精神分析理論的生動表述。俞平伯作《詩的神秘》則完全根據弗洛伊德的意識結構和被壓抑潛意識的三條出路來研究詩歌創作的“神來”(靈感)。運用精神分析學的“文飾作用”研究透視人的被壓抑的意欲，揭示“反動勢力”和“有關風化”的“社會之網”壓抑性的欲念，使詩人於痛苦夾縫中，通過?裝、“文飾”來舒泄。足見其受精神分析學的?發與對中國性愛文學的領會。壬秋在《晨報副刊》2111期?2116期（1927年）發表的長文《文藝的夢》，運用了生命哲學“生命之流”的提法和精神分析學的“白日夢”想象的滿足等觀點審視文學藝術，對性愛給予了充分的審美觀照，乃不可多得的佳作。【待續】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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