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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光作品之101
把風暴引進更高的城邦
—— 序五卷本《沙光詩文集》
【作者簡介】沙光，原名朱雅楠，基督徒、詩人、作家，九十年代以來重要詩人之一。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學士、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碩士。從事寫作，聖經文學及學術研究與教學，詩歌美學研究。曾執行主編「中國詩選」（中國現當代重要詩人研究資料）「基督教華語文學期刊」。代表著作：「抵毀」（詩集）、「六十首短詩，一個長詩和一部詩劇」（詩集）、「泉旁的玫瑰」（讚美詩）、「香祭」（讚美詩）、「大地上的異鄉人」（詩集）、「黃河靜靜流淌」（詩劇）、「聖經文學學研究」、「聖經美學原理」、「聖經生命詩學」、「詩劇<雅歌>的詩學審美範式與神學視域導入」、「“道成了肉身”的文學之美」、「聖經商用寶典：職場密室」、「生命的雅歌」、「信心的操練」、「小巨人大亮光」、「鏡像」、「聖經詩歌原文直譯」等。
2010年7月攝影
思慕主恩時我亦有喜樂藏不住的時候，人生下半場的異鄉人終於莊嚴地為自己微微笑這麼一次。
把風暴引進更高的城邦
—— 序五卷本《沙光詩文集》
唐曉渡
短短十個月的時間內，沙光一氣完成了五卷逾百萬字的新作，對此我只能微笑讚歎。這讚歎非關本時代人人眼熱的速度和效率，它僅僅指向一種狀態，一種福分，以及來自我心底的大歡喜。沙光自謂此一期間她“完全投入到了一種惟主無我的寫作境界之中”，而這是她以前連“做夢都不敢想的事”；不必說，當她將之歸功於“上帝超自然力所成就的神聖事蹟”、“上帝奇妙作為的彰顯”時，這一上帝慈愛的實證又立刻被轉化成了與之相應的感恩和讚美。對此我同樣只能微笑讚歎——立足其所持的神本主義寫作立場，這實在是一件最自然、最正當不過的事。
據我所知，當代詩人作家中自稱皈依基督教的並不罕見，但直言並持以神本主義寫作立場的，沙光即便不是唯一者，也是第一人。必須承認，初聞她這樣說時我曾立感不適，而如此跡近本能的反應又讓我在事後的反省中暗暗心驚，自問是否仍未擺脫某種曾經非常普遍的偏見的餘緒。我們的偏見大多來自那句著名的論斷，即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鴉片，據此我們面對一個信教者會情不自禁地將其置換為吸毒者，油然生出實以歧視為底蘊的陌生、優越、憐憫混而不分的感覺以致拯救的衝動。進一步的探究則指向某種更深、更具敵意因而也更為強橫的（集體）意識/
無意識，它顢頇地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並頑固地將排斥異己同時認作自己得天獨厚的權力和必須堅守的義務。就此而言，存有上述偏見本身就是中毒甚深的表現，就需要拯救；而如果說所有的拯救都是自我拯救的話，那麼，無論多年來已經付出了什麼樣的努力，至少我個人在這方面的修為看來還大大不夠——也許就沒有夠的時候。
當然情況要複雜得多。我是說，被我的不適感觸動的遠不止是昔日的偏見，也包括一系列重要的詩學問題。無庸諱言，所謂“不適”在這裏必意味著分歧，而所有的分歧歸根結底都是所“本”的分歧。說白了，就是我基於自己的立場對沙光的“神本主義”立場心存疑慮。我的立場其實不是“自己”的立場而就是詩的立場，簡言之就是詩之所以作為詩獨立且自足存在的立場，是在天、地、人、神及其有機關聯的諸多可能的維度和介面上，在言說和沉默、澄明和遮蔽的持續博弈中，探討並揭示當下生存整體的立場。由此決定了我的疑慮是對所有可能把詩導向抽象化、工具化、自我封閉化——總而言之，意識形態化道途的疑慮，是對所有從現成、自明的知識系統中獲取依據，進而使詩的生成及其意蘊變得不言而喻的理論的疑慮。這樣的立場，這樣的疑慮，所相對的並非僅僅是“神本主義”，它同樣相對於那種狹隘的“人本主義”、“語（言）本（位）主義”，乃至一切“主義”。如果其本身也可以被概括為某種“主義”的話，那麼不妨稱之為“詩本主義”或“決不‘主義’的主義”。
一場爭辯似乎已不可避免。我甚至聽到了內部程式被啟動的嘀答聲。然而，最終我還是選擇了撤火。不僅如此，自那一刻至今，五年多過去了，在我和沙光之間從未就此有過哪怕是非正式的交流。我甚至沒有問過，她之所本的“神”究竟是一神還是多神？其立場究竟是基於《舊約》還是《新約》？這當然不是說我一直在自我訓練隱忍功夫；同樣不是說，我因自知神學從來是自己的知識短板，每每未及開口便已心虛氣怯（作為反證，早在二十餘年之前，並且是在神學之板更短的情況下，我便曾在一篇文章中大言不慚地提出過建立“詩歌神學”的可能性——儘管旨趣迥然相異）；更不是說，隨著歲月的流逝或對友情的更為看重，我當初的疑慮已經自動歸於消失——不，它仍然時明時暗地橫亙在那裏——而是說，從決定撤火的那一刻起，我就懸置了並一直懸置著那被猝然激發的疑慮。我不能肯定這樣的做法是否明智，是否夠朋友，但我可以肯定，我之所以突然撤火，是因為有一個聲音搶在了前面。和我剛剛說過的一模一樣，它說：情況要複雜得多。
最早讀到沙光的詩應該是在1994年。按照沙光自己的說法，早一年她即已開始其初期神本主義詩歌寫作和詩學研究，並試圖建立個人詩歌理論體系。然而，除了隱約耳聞她已受洗入會外，當時我對這些幾乎一無所知，即使知道了恐怕也不會太在意（自八十年代中期跳出黑格爾以後，我便不甚重視一切公認的或自稱的“理論體系”）。那些詩之所以打動我，不在於我從中辨認出了怎樣的詩學淵源或構架，而在於其自身的語言和情感強度。這種強度既來自語境內部傾向於撕裂的極端經驗之間的緊張對峙，又來自往往趨於白熱化的意緒與極其整飭的形式（除了個別的例外，統統為三節九行）之間構成的巨大張力。同樣抓住我的還有與強度相互擁濟的歌唱性，其非同凡響之處在於，無論是否借助誦讀，也無論怎樣誦讀，似乎都不會影響其如空谷足音或白雲出岫般的自在品質。它不是天籟卻勝似天籟，明明是靜夜獨抒，但又暗含了萬物的回聲。在我看來，這種振幅寬廣，且可令讀者于載沉載浮中不自覺遭其裹脅的歌唱性甚至更值得探究，其清澈、激越必須結合其反面，結合其內部滿布的傷痛、焦慮，或轉折、空白處的渦漩和喑啞，才能被真正領受：
萬暗的根底，我看到了大光隱秘的運行/
一隻鴉，一隻白鴉啄傷我仰望之目/ 把心，掛在遠不可及的風中//
在死蔭之地，一聲純淨的呼召驚醒萬物/ 穿透所有的玫瑰，它到達我即無力返回/
那時候，豐美的曠野已是深秋// 我懷著撕裂的歌遠遊於世，一隻鴉/
一隻白鴉的翅膀教我永生沉浮/ 如銀子在泥爐裏練過七次，我是誰
——《大光》
沒有什麼將我徹底驚起，飛翔的寶座/
六翼的雪在泥澤裏絕吟，滋養和淪陷/ 我水晶的屍骨滾下藍色的深淵//
黑夜之深，水從地浪裏升起，教我消失/ 教我在勞動中舉起蒼白的玫瑰/
更黑的王冠上墜滿了謊言// 一條長長的木杖擊散的道路/
我未及抵達。如飛行的鳥在塔尖靜止/ 家呵，我把風暴引進更高的城邦
——《教堂》
這些詩結集出版時統統被歸於“抵毀”的名下——
確實，沒有比這一命名更能概括彼時沙光複雜的內心境遇，更能揭示其沉陷的某種臨界狀態的了。最初看到同題作品時我曾以為“抵毀”是“詆毀”的筆誤，並立即捉筆改過，但很快就意識到此乃作者刻意的自撰發明，真正有誤的是某位自以為“資深”的讀者和編輯。儘管如此，“詆毀”還是因諧音而成了旁通的秘響，進而融入以至深化了“抵毀”本身即已具有的歧義。作為一個動賓片語，“抵毀”既可以解作抵抗、抵阻、抵制毀滅，亦可解作抵達、抵換、抵還毀滅；兩組解不僅力量向度截然相反，即便其各自內部，在程度和意味上也存在著微妙的差異。然而，凡此種種並不需要讀者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對詩來說，歧義叢生之處，往往也正是詩意紛呈之時。立足這一立場，“抵毀”就不再是一個詞，一個標題，而是一系列錯綜意蘊或語言姿態的結晶。而此時我突然發現，那始終如幽靈般徘徊在側的“詆毀”，其實一直作為必要的誤讀參與著我對“抵毀”的辨析，並因此使自身和這本詩集的關聯具有了自我纏繞的性質：它似乎既可以作為這本詩集的自我能指，又可以作為其自我所指。接下來它開始以其原本無“歧”可言的語義為軸心，奇怪地在二者之間搖擺不定：當擺向前者時，它畢現其批判且決不妥協的鋒芒，其背後閃耀著更大的榮光；而擺向後者時則近於一句反語，於無畏的接納中暗含某種反刺。如此誤讀或許有點牽強卻並不出意外，毋寧說，“抵毀”作為“一系列錯綜意蘊或語言姿態的結晶”因而變得更加奪目，更加豐富，也更加嚴重了。如果它現在更像一個裂變的象喻，那也同樣不出意外：在某種程度上，所謂“結晶”，就是裂變。
為一個詞花費如此筆墨，以至不惜冒首先把自己繞暈的風險，是否表明我對沙光那一時期的詩有所偏愛？對此我自己也不甚清楚；但若說我更看重那些詩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則我願意立馬承認。這種承認既包含著某種評價，又包含著進一步的探詢。無需特別的分析，只要稍稍關注一下其意象系統的特質，只要對諸如“萬暗的根底”、“大光”、“死蔭之地”、“純淨的呼召”、“
豐美的曠野”、“飛翔的寶座”、“水晶的屍骨”、“藍色的深淵”、“塔尖”等用語所發散的氣息及其整體氣象葆有起碼的敏感，就能輕易辨認出沙光皈依基督對她此一時期創作的影響，甚至可以說，這種影響正是從內部照亮其語境的光源。然而，影響是一回事，可能的發展變化是另一回事。沙光之皈依基督自有其內在動因（即將出版的類自傳《鏡像》留下了這方面足夠多的蹤跡），由此確立了她在塵世的信仰；而由於她更早就選擇了詩，這似乎又表明詩尚不足以成為她的信仰，至少不足以成為她完全的信仰。如此推論或許有點不倫不類，但並不妨礙它所提出的問題：對皈依後的沙光來說，其信仰和詩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她將以怎樣的方式處理這種關係？如果說《抵毀》已經對此做出了初步應答，那麼，它所包含的不確定性（與此同時我要再次強調其嚴重性）又將給她的寫作帶來什麼？沙光本人似乎也充分意識到了這新的挑戰。多年後我注意到，在前引《教堂》一詩中，她決非偶然地使用了“家”這一信仰和詩共通的隱喻，其結句聽起來像更是一個同時為自己和讀者準備的允諾：
家呵，我把風暴引進更高的城邦
然而，期待中的“風暴”並沒有降臨——在稍後出版的《六十首短詩，一個長詩和一部詩劇》中沒有；時隔又八年我讀到了《泉旁的玫瑰》，更沒有；前年的《香祭》則乾脆讓我絕了有關的念想。當然，這是就“風暴”一詞的本義和可能激起的想像而言——
儘管我深知紙上的風暴必經過身心的醞釀，卻很少想到，它完全可能被轉化成我們所不認識的形式。
沒錯，“不認識”正是我乍讀《泉旁的玫瑰》的第一感受。時至今日，我對當時心中充塞的那種混合著失落和尷尬的奇特陌生感仍然記憶猶新。這種陌生感和詩本身寫得好不好無關——事實上，面對這些詩我已無法使用通常的詩歌尺度——
而只對應於期待的突然踏空或錯位，其情形相當於興沖沖地去見一位老友，進門卻發現當堂站著另一個人。我想我大致翻完後很是沉默了幾秒鐘，像是在斟詞酌句，其實腦子裏一片雪花，如同搜不到頻道的電視螢幕。最終我只能掙扎著說了句：“噢，讚美詩……寫了這麼多……”。抬頭看向一旁的沙光，那目光必是困惑和詢問的；沙光接著了，卻是滿滿的坦蕩，沒有要解釋什麼的意思。她笑吟吟的，渾身上下流動、發散著某種我此前很少感受到的意緒。一個剛剛在詩集中反復出現的詞蹦出來：喜樂。
沙光當然有理由喜樂：她剛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中國文學史上、中國基督教史上第一本本土詩人創作的讚美詩專著”。但真正的理由更深，那是一個隻存在於她和她的上帝之間的秘密，也只能由她自己說出。至於我，無論是作為朋友還是本書的責任編輯，都沒有理由不為沙光的喜樂而喜樂。接下來的合作足夠愉快：我們一起商定出版細節，一起處理雜務，一起吃飯聊天。有感於她的盛情邀約，同時也為了獲得某種體驗，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在飯前和她一起雙手合什，聽她輕聲祈禱，然後共呼“阿們”。
間或也談到詩（應該就是在這“間或”中的某次，她說到了她的神本主義立場）。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評價她的那些讚美詩。就像照像總是調不好焦距一樣，我也總找不到我們之間可以通約的尺度。唯一可以通約的是真誠虔敬，但既然沙光在這方面無可置疑，而我又以為“真誠”不過是詩的出發之地（“虔敬”則要複雜一些），除非見出作偽和矯情，否則無需深究，我們之間自也不必為此費什麼口舌。奇怪而又不足怪的是，沙光也從未主動徵求過我對她那些讚美詩的看法——或許是因為無論我怎麼看對她都不重要，或許是因為她自認我們之間已就此達成了某種默契。
某種默契自然是有的，但比之更確鑿的卻是尚未說出的疑慮。這疑慮並不自我耳聞“神本主義”始，事實上，從粗粗讀完《泉旁的玫瑰》那一刻起它就一直存在，“神本主義”的宣示無非是令其更明晰、更刺激而已。有疑慮就有爭辯，儘管那暗中進行的，始終是內心的自我爭辯。我的自我爭辯肯定不會圍繞讚美詩本身（我敬重一切讚美詩如同敬畏上帝），更不會牽動其背後龐大的本體論、世界觀和語言體系（我已經說過，神學從來是我的知識短板）；在某種程度上，它只不過承續了當初《抵毀》提出的問題，即詩與信仰的關係：以兩本詩禮贊上帝固然彰顯了沙光作為一個信徒的至敬至忱，並使她的寫作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明確方向感，但即便充分考慮了讚美詩在體式上的特定要求，這些詩的肌質和滋味也顯得過於單薄，缺少張力，語言的不確定性及其含混的魅力更是消彌於無形，其語境是如此澄澈透明，以致其歌唱性也變得空洞。難道信仰力量的增強和詩的力量的增強必互為消長，或前者必以犧牲後者為代價嗎？
我不得不發明“基督徒/
詩人”這一複合詞，以相對並區別于沙光屢屢自稱的“基督徒詩人”。在我看來，“基督徒/
詩人”突出的是一種並重的連理關係，不僅強調“既是基督徒，又是詩人”，更強調二者無論怎樣本以同一淵藪（個體生命對虛無和苦難的雙重體驗），無論在精神指向上怎樣相類（超越內心的虛無和苦難），卻各各有據（前者基於向神的衝動而後者基於審美的衝動），不可彼此替代；而“基督徒詩人”突出的是一種從屬的等級關係，不僅強調“首先是一個基督徒，然後才是一個詩人”，更強調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前者之於後者都享有優先以至支配的地位。那麼，沙光究竟是一個基督徒/
詩人，還是一個基督徒詩人呢？
我無意製造“基督徒”和“詩人”之間的對立；同時還必須警惕，不要使我的辨析成為某種身份之爭或概念遊戲，這類無聊的語言雜耍人們已經玩得夠多了。一個最簡明而又最無可辯駁的事實是，對沙光來說，無論皈依還是寫作都首先出於其安頓身心的需要，因而如何處理信仰和詩的關係在任何情況下也首先是她自己的事。這是個體生命的直接現實，也是無聲的道德律令。就此而言，我的疑慮從一開始就是，也只能是自我疑慮，它所質詢的與其說是沙光的神本主義立場，不如說是我自己的信仰處境（由於無從落實托爾斯泰所謂“不要求我直接否定理性”的宗教，我寧可讓我的宗教感居留于能同時容存“信”和“疑”的“詩本主義”）；而我的自我爭辯從一開始就是，也只能是某種祈禱，在這種祈禱中受到祝福的不僅是沙光和她的寫作，不僅是詩和信仰所共同據持的大愛和正義，也包括那仿佛受了詛咒似的世俗大地。作為一個卑微的詩本主義者，我深知詩人也好，信徒也好，其真正的使命（假如確實存在某種“使命”的話）並不是要當一個精神工兵，致力於在塵世的窒礙中開挖一條可供自己遁往天堂的神秘通道，而是要認命如宿，攜帶其全部的內心苦難，無往而不復地展開所有人都嚮往的白日夢式的飛翔。此膽識所在，勇氣所在，活力所在，也是所謂“超越”的難度之所在。至於這種飛翔是據以上帝的名義還是詩神的名義，在我看來反而是第二義的問題。如果一定要在二者之間做出選擇的話，我更願意徵引一位了不起的蘇俄鋼琴家的話以為回答，她說：“我知道只有一種方式接近上帝，那就是藝術。”
非常抱歉贅辭至此還沒有涉及沙光的五卷新作，而我將很快結束這篇業已太長的序文。這種做法有違常理，卻未必有違我的初衷。說實話，最初答應為沙光作序完全是出於友情，但尚未等到斷斷續續地讀完這五卷新作，我就意識到這項工作對我將是多麼的力所不逮，而我的允諾又是多麼的輕率。作為一次以神本主義為背景的大規模文學—神學寫作實踐，這五卷新作儘管各各有所側重，但又依其內在的互文性而結為一個整體，兼有反觀、探研、撫恤、啟示、垂範諸多維度。要對這樣一個整體做出中肯的學術評價本已大大超出了我的能力，而更困難的在於，它們不只是呈現了通常意義上的精神成果，還隱含著一條向聖長修的心路，面對後者，再中肯的說辭也都形同廢話。
五卷中令我對此感受尤深的是《信心的操練》。必須承認，初讀之下我曾大感不快和困惑，因為其以日課方式讀參經文並自我激勵的做法，奇怪地喚起了那恍若隔世的“天天讀”、“活學活用”以至“鬥私批修”的荒謬記憶；同樣，“後記”中如下的一段話只要置換一系列關鍵字，就能與歲月博物館中的某種意識形態藏品疊合，其同一的邏輯曾引導過眾多的集體愚行以至暴行：
操練信心的益處即奔向生命成聖，將我們在地上作客旅的短小的日子經由愛上帝的生命實質作成榮神益人的活祭敬獻基督。這是一個美不勝美的事實，更是極其內斂的爭戰：用我們的得勝彰顯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旨意，見證祂十字架救恩真理的美德。
當然這都是些一時聯想，它有待探究，卻拒絕一切簡單輕率的結論。清明的理性於此既不能無視歷史前景和背景的變化，又不能將教義宣講和現身說法混為一談，尤其不能忽略處於絕對弱勢的個體修為和以絕對強勢的權力為後援的集體推廣之間的區別。進一步說，只要不是糾纏於這些話語本身，而是著眼並叩問它們與言說者的關係，就不難體察到問題的另一面：在一個人文信仰持續坍塌，拜金和消費主義越來越甚囂塵上，而精神/
人格乃至精神自身的分裂正越來越成為一種致人麻木的沉屙的歷史語境中，一個人要有怎樣的心性，怎樣的定力，付出怎樣堅韌不拔的日常努力，才有底氣說出這樣的話。
也正因為如此，所謂“奔向生命成聖”對我反倒構成了某種傾向沉默的壓力。這和“成聖”之念是否虛妄，或在今天是否格外虛妄無關（作為個人勵志，這在任何時代均無可厚非——且不說“人皆可為堯舜”的古訓，當代亦可舉出南丁格爾的成例），與“召喚－奔赴”的（神學）心理結構也關係不大；那一再訓誡我緘口的力量不是來自任何修行的意願及其可操作性，而是來自對一個人修行的過程，對這一過程中必然遭遇，並必須克服、消化的種種磨難，尤其是點點滴滴的日常磨難的同情（本義的同情）。由於分裂以至撕裂的力量前所未有地無所不在，這一過程本身甚至超越了其宣稱的目標，向我呈現了某種內在的、隱秘的神聖性。立足這樣一種可以被信仰和詩共用的神聖性的立場，就能看到《信心的操練》中那些未被說出以至說不出的部分（以日課形式說出的不過是其日常的象徵），就不難體會到我所謂“傾向沉默的壓力”。事實上，所有配得上神聖性的事物都具有這種傾向於沉默並喚起沉默的力量，它們當然也有權要求相應的領受和表達方式；對我來說，坦率地說出曾經的疑慮和內心爭辯以為引子，繼而閉嘴以為讀者留下更大的閱讀和感悟空間，大概是我能想到的最好方式了。
遺憾自然是免不了的，其中最大的就是來不及與沙光就《大地上的異鄉人》展開進一步的對話。沙光自認其詩歌卷是“以神本主義詩學為背景的抒寫上帝之愛對現實的撫恤的聖詩”，我則更願意稱其為一個向聖修行者階段性的“喜樂頌”。我不會從詩藝的角度把沙光描述成一個“歸來者”，然而，這些詩確實在更為成熟的意義上再現了曾在《抵毀》中大放異彩的魅力：變化多端的語言姿態和彼得拉克十四行的整飭形式之間構成的張力、閃爍遊移于多重複合聲調之間的不確定感，尤其是那種曾經讓我著迷的音樂性。顯然，正如皈依並沒有自動終止沙光在塵世的苦難一樣，轉向神本主義也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她所面臨，或可能面臨的詩學問題。多年前她曾經允諾要“把風暴引進更高的城邦”，那麼，她正在探索的，會是一條經由詩和信仰的相擁相濟和互勘互破，不斷在二者之間達成某種危險的動態平衡的新道途嗎？《火焰在深情地歌唱》一詩似乎同時包含了我的期待和沙光的應答：
內在的精神不再劈啪作響，但不意味著我停止了歌唱/
不再像年輕時那麼熱切傾訴，語詞不再糾結爭鬥/
在寧靜中關懷世界，與人和睦，但決不與罪惡同謀/
我在歌唱中提煉黑夜光輝，在照亮別人的同時使自身溫暖
附錄：【沙光的書坊】
「沙光詩文集」（五卷本）與「泉旁的玫瑰」及「香祭」
我在基督裏所親愛的弟兄姐妹和一直以來關心我的書品的各界朋友們：
願上帝施恩賜厚福予您！
感謝上帝！祂在這樣一個世代中的這樣一個基督教文學匱乏的國家裏揀選我這卑微的人作祂的文字侍女。感謝主基督耶穌！祂從糞土中抬舉了我，且在萬人中提名召我這低微以致不配的人，祂將我全然握在祂的慈心內，使我成為祂慈手中的一支筆。感謝聖靈！祂在數不盡的日日夜夜感動、引領、啟示、恩膏我，使我這不那麼中用的器皿，成為湧流祂天上恩典的管道。
回想自1980年以來的三十二年的作家之旅，我從一個從未聽說過“耶穌”之名的喜愛文學寫作的平凡的青年，到1991年來到復旦大學中文系求學，同年在上海認識了基督耶穌，於1992年12月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名下，從此，開始了我的神本主義文學寫作生涯，於199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並於2008年完成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專業全國同等學力碩士學位研究生課程。
回溯以往，一路走來的每一個腳印都閃耀著上帝的慈愛與祂恩典的榮美。1999年春天，我蒙神恩召，在讚美的工廠侍奉祂，至2005年10月，讚美詩集《泉旁的玫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並被譽為“中國歷史上、中國文學史上、中國基督教史上第一本本土詩人創作的讚美詩專著”。2006年，再次蒙神的恩召，我放棄了一切，全職奉獻來到一所神學院教授《聖經文學學研究》課程。
邊教學，邊讀書，邊寫作，在聖靈大能的恩膏澆灌中，讚美詩集《香祭》於2009年11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自2009年5月至2010年3月，短短十個月的時間，我完成了171萬字的五卷本《沙光詩文集》的寫作，並於2010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五卷本《沙光詩文集》簡要介紹如下：《大地上的異鄉人》為闡述基督精神的抒情體聖詩與神本主義詩歌美學合集；《鏡像》是我的長篇見證集；《生命的雅歌》是《舊約·雅歌》希伯來原文解經書籍；《信心的操練》是融匯經文分享與祈禱為一體的操練基督徒過信心生活的書籍；《小巨人大亮光》是以《聖經》原文希伯來文與希臘文直譯而寫的研究《聖經》中的一些小人物的解經書籍。
近年來，由於我全心投入教學、學術研究和寫作，上述書籍的推廣事工一直由我的同工們負責，由於諸多原因，導致許多讀者在書店和互聯網上無法購到我的書品，而我的書們也在那裏靜靜地等候親愛著它們的讀者。感謝神極大的恩典！經我的授權，在我的同工的多方努力下，今天【沙光的書坊】淘寶網店正式開店，獨家上架發售五卷本《沙光詩文集》包括：《大地上的異鄉人》、《鏡像》、《生命的雅歌》、《信心的操練》、《小巨人大亮光》與《泉旁的玫瑰》及《香祭》。
鑒於《泉旁的玫瑰》被大量盜版的不符合神心意的偷竊事實，為謹防盜版，自今日起，【沙光的書坊】將成為國內第一家也是惟一的一家經我授權發售我的書品的網店。此外，任何實體書店與網路書店，若有我的書發售，均屬盜版書。盼望弟兄姊妹與各界朋友細心識別，購買正版的書籍，歡迎光顧國內獨一家發售我的書品的【沙光的書坊】。
想到這些書品即將與一直以來親愛著它們的讀者見面，我的喜樂是何等大呢！請與我一同為之感恩讚美神！敬托您為之代禱。願我們在文字分享中同蒙上帝賜福。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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